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通过挖掘自己脚下土地的历史来，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建立一个坚实的内核，这是一个几乎必经的过程。尤其是对伊拉克这个现代国家来说，它的出现几乎完全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一个创造，因此，它就更需要通过发掘自身脚下的历史——文明遗产，来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建构起一个坚实的内核，尽管这种努力并不非常成功。无论是萨达姆时代，还是后萨达姆时代，这是现代伊拉克恒久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萨达姆时期
萨达姆是一个政治强人，当然也被描画为一个残忍的、反复无常的、被一种内在的空虚感所驱动的“暴君”。在萨达姆统治伊拉克的 30 多年中，尽管他的暴政罄竹难书，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那个时代的伊拉克取得了显著的物质进步。
在战争初期取得一些优势后，萨达姆的军队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击。因为与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朗交恶，美国偏向伊拉克，不希望伊拉克被迅速击败。但后来，美国却向双方都出售武器，大发横财。美国的角色也是两伊战争长期持续的一个重要因素。战争给伊拉克和伊朗的经济、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负担。
1991 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将伊拉克打回了原形。为了转嫁两伊战争带来的危机，在野心膨胀和错误估计了美国的态度等因素共同作用下，1990 年 8 月，萨达姆做出入侵科威特的错误决定，致使科威特王室流亡沙特。1991 年 2 月，美国领导的 66 万联盟军队快速地取得了解放科威特的海湾战争的胜利，同年 4 月，伊拉克接受了停火协议。
第二次海湾战争
伊拉克的重建之路
整体看，伊拉克存在三大政治势力：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当然，这三大势力各自也并非铁板一块。
在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面临的最大政治分裂是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裂。
后萨达姆时代对“前朝”人员的处置也缺乏政治智慧。在美国的主导下，复兴党不仅被解散，其重要成员遭到清洗，而且，新宪法还规定前复兴党成员不得在新政府中任职，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复，打击面过大。毕竟，有很多复兴党成员并非骨干，而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加入了复兴党。尽管之后对复兴党的报复性政策有所调整，力图避免“一刀切”，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核，但主管审核的大部分还是什叶派，在实践中对逊尼派的打压仍在继续。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库尔德人依赖美国的支持和保护，获得了实质上的高度自治，建立了地方政权（KRG）。经历两次海湾战争及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库尔德自治区的实际控制区也大为扩展，最有争议的莫过于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伊拉克库区实际上控制了基尔库克。在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陷入各种冲突，其北部、西部很多地区后来又被“伊斯兰国”搞得一塌糊涂，但 20 多年来，库区俨然成了伊拉克的安全绿洲，在伊拉克其他地区陷入动荡之时，库区却秩序井然、生机勃勃，吸引了不少海外投资。伊拉克库区的人口约为 500 万。
后萨达姆时代，在伊拉克库区实际上已经坐大为一方重要的力量后，它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关系变得既紧张又微妙。双方斗争的焦点主要是石油收入的归属和分配问题，以及更有争议的库尔德人谋求政治独立的问题。
客观来说，困扰伊拉克的教派问题、民族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是伊拉克重建过程中难免要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的萨达姆时代是通过威权主义的方式压制住的。美国在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首先就会释放出不稳定的因素。一位埃及开罗大学的伊拉克问题专家曾指出，伊拉克乱局的根源在于美国发动的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战争，这场战争打破了伊拉克固有的社会、政治等生态平衡，使原本潜藏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它们在外力助推下交织释放，高烈度地频频爆发。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伊拉克的长期得失其实很难估量，因为它还处于战后重建与转型的过程之中。有人根据前述残酷现实否定美国给伊拉克带来了任何积极因素，断定美国人带来的只是灾难。信服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人则会说，美国帮助推翻了萨达姆这个暴君，解放了伊拉克人民，为伊拉克带来了“光明的”前景，尽管在过去 10 多年的时间里，伊拉克陷入政治动荡、经济贫困、社会失序与恐怖袭击的灾难之中，但他们可能将此视为某种值得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