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主体民族犹太人常给人一种同质化的印象，但“犹太人身份”的来源其实极其复杂多元。被承认为“犹太人”的，仅在体质上就有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的差别，苏联时期曾嘲笑犹太人这个概念“如同说凡有红头发或某种鼻型的人都属于一个民族一样可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倒也没说错。

众所周知，写出《犹太国》的西奥多·赫茨尔是受 1894 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的刺激才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的，而以色列这个国家最终能在 1948 年得以成立，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纳粹德国在 1933-1945 年间大肆迫害犹太人。曾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和总理的梅厄夫人在其自传中说得明白：“所谓犹太人问题（当然它实际上是基督教问题）基本上是犹太人失去家园的结果。”

欧洲是以色列“代孕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是欧洲社会无法或不愿消化之后而被吐了出来，被迫重返据说是他们祖先所来自的土地上去。

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信奉的是：他们是“没有国土的人民”来到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土”。

对以色列来说，它后来的大部分头痛的问题，或许都可归结为一点：它太成功了。

犹太民族避免了再度覆灭的危险，但胜利带来了它独有的问题：由于胜利得太彻底，以色列杀死和驱逐了大批阿拉伯原住民，这成为始终困扰它良心的问题，并遭致世人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为了避免受威胁，它不得不占领一些地区，但这没有使自己更安全，反而在付出大笔开支之后还使自己变成了一个侵略者；由于一直胜利，它有时不知道在哪里才适可而止地停下自己的脚步。

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反抗无一例外都是对原有秩序的潜在颠覆，他们的确各有道理，但沙维特则担忧它们的合力将会破坏以色列原先的凝聚力，变成一个“破碎的万花筒”，“统治集团崩溃了，明确的目标消失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分崩离析了。

从这一点上来说，现代以色列的经历并不特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会有（至少应当容许）不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也的确有权按自己的想像来重塑一个对自身更友好的未来，至于这些不同诉求的合力是摧毁了社会共识、导致崩溃（不是没发生过，例如 1979 年的伊朗）伊朗的革命与变迁，还是刷新社会价值观（比如 1960 年代的美国），则要看这个多元社会本身的弹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