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是现代伊朗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扎克维尔说：革命总是造就出更为强大的国家。伊朗的革命史

巴列维王朝到伊斯兰革命

巴列维王朝历经礼萨汗和巴列维父子两代，统治伊朗达半个世纪之久。在巴列维统治时期（1941—1979），伊朗倒向西方，坚持走西化道路。

巴列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动==“白色革命”==，伊朗政府在土地改革、现代企业建设、民间卫生事业、扫除文盲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跃进式”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目标之高，不逊英美。伊朗国内气氛当时也为之一振，人民似乎看到了国家振兴的曙光。这个时期的伊朗，在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国家实力得到显著提高。

诚如有学者所言，在中东地区，“无论是公有制还是军人统治或者其他形式的威权主义模式，它们都没有在提高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方面做出什么贡献。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的酋长国）很富有，但它们只有一个阶层受益：它们是‘食利’（rentier）国家，人口少而收入多……在这些国家（巴基斯坦、埃及、阿富汗和伊朗）中，很多人患有营养不良症。另一方面，精英阶层却生活得很好，他们对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同情之心；那里的政府腐败无能”

巴列维改革的社会后果，是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而上层社会和统治集团则过着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这种情况无疑将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

“白色革命”触动了伊朗传统的毛拉阶层的土地权利，导致双方积怨爆发。毛拉们认为，巴列维王朝的改革侵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世俗化更是严重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背叛了伊斯兰传统，传播了西方腐朽和堕落的文化。

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往往被看成伊朗现代化的挫折、倒退或“逆流”，被看成历史的退步。这样的认识前提使人难以看清伊斯兰革命的实质。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是多种力量动态博弈的结果，而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某个小团体的阴谋。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伊朗已经具备了发生革命的条件。

在什叶派信徒的生活中，作为宗教精英的毛拉发挥着巨大影响力。毛拉上面有大毛拉，再往上是阿亚图拉乃至大阿亚图拉，这种以毛拉为中心的什叶派宗教等级体系是严密的，因此，它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很强。

因此，我们看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一方面，要看到它的伊斯兰特性，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它反专制、反独裁、尚平等的一般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特征。

共和国的妥协与矛盾

反专制、反独裁的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伊朗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这在形式上首先是全民公决的结果，当时的支持率是 99%（投票率也很高，2 100 万选民中有 2 000 万人参加投票）。

但仔细分析当代伊朗的宪法，不能不说这仍然是妥协的产物，而并非原教旨主义宗教主张的全面胜利。它既强调了教法学家监国，又有共和国的特点；既强调了神圣权利，又维护人的权利；既有神权政治的特征，又有民主政治的性质；既确定了教士权威，也没有排除人民主权。伊朗政治的民主性、共和性以及人民性主要体现为人民的选举权和权力部门相互之间复杂的制约关系。伊朗宪法规定的复杂政治体制使权力制衡、依法治国、平等共和这些现代政治价值观与伊斯兰教什叶派教法结合在了一起。

但霍梅尼本人很清楚，要在自己死后找到一个能折服政坛、一言九鼎的教法学家当接班人是不可能的。1989 年 4 月，霍梅尼下令修改宪法，从而确立了他身后的分权制原则。这主要体现为专家会议与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后霍梅尼时期

作为政教合一的象征，最高领袖的存在又决定了伊朗政治中伊斯兰主义和保守特性占据主流，也决定了政府首脑在推行改革和务实政策时的弱势地位。在霍梅尼之后，最高领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维护伊朗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维持国内政治的微妙平衡。

然而，2009 年及之后在伊朗国内不断发生的街头抗议，又并非只是权力斗争所能解释的，也不是“改革与保守”的框架能够完全说清楚的。它们同时也是伊朗国内所面临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表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油价下跌，使伊朗面临巨大压力。在油价高涨时期，内贾德政府依靠巨额的财政收入，在能源等很多方面对民众进行高额补贴，促进消费，的确收买了民心，但他并没有趁机制定长效而理性的经济政策。伊朗的经济处于危险状态，石油收入的减少，使内贾德过去对民众的承诺难以兑现。而要进行经济方面的任何变革，都会引起民众的巨大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