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1 世纪，土耳其政治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的崛起并长期执政。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大致是：在一个伊斯兰国家，由温和的保守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经济上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积极融入全球化，重视民生，政治上坚持民主化，社会—文化方面则在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打擦边球，尽量满足保守选民的宗教需求，外交上坚持相对独立自主的立场。

土耳其的威权主义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结束。威权主义时代的遗产及影响至今不衰，其表现就是在土耳其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凯末尔主义者，他们的上层代表主要是西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军队，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共和人民党。他们主张奉行凯末尔主义时代的世俗主义原则，对伊斯兰主义非常敏感和警惕。

根据土耳其社会学家的调查，随着安纳托利亚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经济的繁荣，这些地方逐渐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东亚“儒教资本主义”的意识——伊斯兰资本主义，它们还自称为“安纳托利亚小虎”，与东亚四小龙相类比。

正发党代表了新兴力量在土耳其的崛起，而不是传统宗教保守势力的复兴，它迎合了底层虔诚的穆斯林的需求。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治，在以往代表的主要是传统的国家主义势力。他们是精英阶层的代表，是过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竞争和全球化，甚至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也不再坚决。正是这些号称最为西化和世俗的人成了土耳其的左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视欧盟、美国为帝国主义者，以民族主义拒斥全球化。正发党自称是土耳其的“保守民主派”。正发党的胜利，最初是代表着融入全球化的新兴力量对国家主义的胜利。

比较起来，如果说“阿拉伯之春”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专制向民主的过渡，那么，土耳其的危机就是民主化进程的深层次问题。它主要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多数人暴政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边缘群体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是认同问题，也是价值问题。

总而言之，土耳其政治的根基不是少数激进分子，而是绝大多数的温和人士，他们不要极端的世俗主义，也不要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土耳其的困境在于，它的政治建立在一个价值分裂的社会之上；它的支柱在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保持经济发展与维系政治—价值平衡的能力。

而恐怖主义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正是滋生强人政治的沃土，目前中东普遍出现了人心思稳的趋势，土耳其人也不例外。对稳定的渴望会使民众寄希望于一个高效的政府和果断的领袖来控制局面

原定于 2019 年 11 月举行的总统大选，被埃尔多安提前到 2018 年 6 月，埃尔多安顺利当选总统，任期五年，如果顺利，他还有可能连任一届。这时的土耳其已经正式终结了其近百年的议会共和制，转变为总统握有更大实权的总统制政体，这可谓是埃尔多安主义的胜利，也意味着土耳其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埃尔多安主义时代的过渡趋于完成，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统治进入极盛时期。经济的自由化、社会的保守化、外交的多边化与政治的独断化，是埃尔多安时代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