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 10 年中，埃及发生了两场革命：一场是 2011 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埃及民众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统治，穆斯林兄弟会通过民选方式上台执政；第二场是 2013 年民选总统穆尔西刚执政一年，就被军方联合民众赶下了台，塞西领导的埃及军方以穆尔西未能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为由解除其总统职务。

革命之前的埃及

2000 多年来的埃及历史，基本上都处于外来力量的侵入、影响和引导之下，这些外来力量有：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西方殖民者……当然，这些因素也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埃及的土壤中。从当代的视角看，规定了埃及民族属性的是 7 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化。

二战后，埃及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1952 年，以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18—1970）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自 1952 年革命以来，埃及经济先后经历了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时期、萨达特（Mohamed Anwar al-Sadat，1918—1981）的“开放经济”时期，以及穆巴拉克的政策调整、以西方债权国所提条件为框架的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时期。

纳赛尔在反对殖民主义、建设埃及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它们被称为“纳赛尔主义”，其本质是包含着民主主义内容的民族主义，其主要内容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1] 纳赛尔时代，埃及经济中的公有部分占很大比重，还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纳赛尔在具体的实践中是以军队为依靠，争取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文明富强、独立自主的新埃及。纳赛尔主义还影响到利比亚、苏丹和南也门，特别是到了利比亚，卡扎菲将其发展为“世界第三理论”。

在政治上，萨达特主张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在外交上则推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力图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这些政策使埃及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70 年代末，埃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使中东地区消除了一大隐患。但这也是萨达特被极端分子刺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初，埃及债务问题严重。于是，从 1992 年开始，埃及就接受 IMF 的建议，接受贷款，在汇率、关税、利率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引进外资等领域，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以迎合 IMF 的要求。IMF 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私有化，首先是国有部门的私有化，其次是金融体系的私有化，然后是外资银行的引进

阿拉伯之春

资本主义危机

宏观地看，“阿拉伯之春”是全球金融危机作用于世界市场边缘国家的政治反应，是资本中心地带（发达国家）向资本依附地带（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必然结果，是面临危机时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内部固有矛盾的总爆发。

埃及高速增长的经济并没有转化为普通人民的福利，反倒伴随着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是两极分化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只是让高层受益了，底层没得到实惠，而高层就是穆巴拉克执政集团的人，这更是加剧了两极分化。

二是失业率的持续攀升。随着埃及人口的迅猛增长，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减少，就业情况非常不好，革命前男性大学毕业生的 40% 左右毕业后两年没有工作，90% 的女性毕业生毕业后两年没有工作。IMF 建议走的产业发展路子并不能消化国内日益增大的就业需求，因为它发展的都是非劳动密集型产业。

三是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或许就是个数字而已。据中国经济网 2007 年的报道：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埃及的贫困人口达 2 800 万，占埃及总人口的 40%，其中有 260 万人生活在赤贫中，占贫困人口总数的 9.3%。

总而言之，在严重扭曲的经济结构下，埃及人民无法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历史地看，埃及经济是典型的“依附性权贵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长期的英国殖民统治使得埃及经济发展过分依赖石油、棉花、运河、劳务输出和旅游等产业，缺乏完整的农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对国际市场的依附性较强；另一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依赖以国有部门和金融体系私有化、开放市场、削减政府补贴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全面加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特别是在分配领域，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大部分利润都被以总统穆巴拉克的次子为代表的金融新贵和军方瓜分占有，形成了独占型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政治的专制和羞辱

中东国家现代化在国内往往是一种靠强力推行的政策，是一些所谓的“卡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所领导的。这样的现代化无论是标榜社会主义，还是标榜资本主义，都难免具有专制主义的特色，没有强权的保证，现代化就没有办法推行。

这样的领导人周围一般都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成为领导推行国家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以纳赛尔为中心的自由军官便是埃及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既得利益者。

埃及军队精英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握有决策权，在所辖部门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权决定生产、销售和分配的方针，决定人员的调动和升迁。天长日久，他们的思想和心态渐渐发生变化，日趋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把自己看成高踞于人民大众之上的‘上流社会人物。“

军方与二次革命

穆尔西执政的短暂时间内，埃及人民的生活并无改善，某些方面，比如经济增长、燃料供应、通货膨胀、失业率等甚至还在继续恶化。这些与人民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政府内部的权斗（主要是穆尔西与军方及司法部门的矛盾）、穆兄会对异己的不断排斥，加上老百姓对生活的失望以及对伊斯兰—保守化倾向的不满，导致埃及再次出现街头政治，原本反对穆巴拉克的自由派、世俗派、什叶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现在纷纷聚集到“反穆兄会”的旗帜下。

怎么看待军人干政

关于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亨廷顿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洞见仍然值得重视：军队起到此种改进性的甚至是推动现代化的作用，其能力大小有赖于各种社会势力的布局。在一个 普力夺社会 里，军队的影响随参与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在寡头统治阶段，军人和文职领袖之间通常没有什么差异，将军或至少挂着将军头衔的人物主宰着政治舞台。当社会进入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激进普力夺阶段时，军队通常比较明显地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机构，它和其他社会势力分享着对社会的影响，一种有限度的政治制度化可能在狭义的、非扩张型的政治体制中得以形成。军人干预经常是间歇性地发生，军政府和文官政府轮流坐庄，更加强大的民间抗衡集团逐渐兴起。最后，在大众普力夺阶段，军人的影响就受到了浩大的民众运动兴起的制约。所以，军人主持建立政治制度的最佳机会是在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早期阶段。

==从穆巴拉克到穆尔西，再从穆尔西到塞西，埃及貌似发生了两次“革命”，但说到底，掌控局面的主要还是军人集团。==总统塞西一方面努力维护与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国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在国内致力于解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尽管国内外有反对声音，但在 2019 年 4 月，埃及修宪案以很高的支持率通过了全民公投，确保了塞西能够长期执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可以到 2030 年），也使军方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应该说，埃及又回到了“阿拉伯之春”以前的状态。埃及发生的事态，与 20 世纪的土耳其以及今天的缅甸和巴基斯坦有很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