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思想运动造成了革命，而思想运动的起源，却是山坡上农民心里的梦幻和憧憬。”

玛利亚曾于 1917 年 7 月在葡萄牙的法蒂玛 42 显灵，向三个孩童透露说如果他们努力祷告，那么俄罗斯将会抛弃无神论，转而皈依天主教，这件事情每个天主教徒很早就知道了，但苏联的政治委员们并不知情。“现在我们为苏联的皈依而祈祷。”整个五十年代，美国所有的神父主持弥撒时都会这样说。

贫穷让人们看起来卑躬屈膝、受尽蹂躏，就像人们经常因为穷困而变得厚颜无耻、胆大妄为、掠夺成性，成为危险分子。

我突然觉得，拒绝在饮食上做出改变的人，不仅顽固不化而且自讨苦吃，也许还非常迷信。

他的意思是，中国人知道怎样徘徊在四周给客人倒茶。他们知道怎样表现得彬彬有礼，但这并没有使他们的目光远离我们的大鼻子和不停拍打着地面的大脚。我们将这种好奇——或者也许是恐惧——误以为是喜爱，将每一种怪异的表情都理解为中国式的微笑。

中国人在二十五岁之前看上去都挺年轻，但从那之后就开始变得憔悴。到了六十来岁，他们又会恢复淡定从容的样子，然后越来越高贵优雅，虽然年龄在增长，却看不出衰老的痕迹。

旅行中比较令人不解的一件事就是去景点参观。对于来中国的旅行者而言，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无益的事情之一，简直就是浪费精力，很多时候连娱乐消遣都算不上。它带来的疲惫感完全不亚于朝圣仪式，却不会给人半点精神上的慰藉。

中国所经受的磨难，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然而，她挺了过来，甚至繁荣了起来。我开始想象，如果计算机集体爆炸，卫星全部被烧毁，所有的喷气式客机都从空中坠落，我们最终从高科技的梦中醒来，很久很久以后，中国人应该还在开着那些呼哧呼哧的火车继续前进，他们应当仍在古老的梯田上耕作，心满意足地生活在窑洞里，用羽毛笔蘸着瓶里的墨水，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这不仅仅是冷漠无情，官僚体制往往带有许多虐待狂的意味。

其实，限制此类书籍流通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这些顽固不化的学究们并不习惯于借书给那些凡夫俗子，认为后者读过以后可能形成错误的观点。

也许在我的字里行间，这些夜校生的形象显得有些模糊，他们如同幽灵一般，迫切地期待着有一天能现形于光明之中，然而又没有任何恶行或罪过可以使他们暴露于众人的视野之下。除了肯定他们的价值，鼓励他们尽一切所能在中国的茫茫人海中寻出一条出路，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要把老实本分的人写得妙趣横生，总是困难的事。

“你的意思是，他们有一种原始的自尊感，这导致了不理性消费，”我说道，“但我却认为，中国人非常节俭——他们投资和消费得都不够。他们经常有点自欺欺人、得过且过，觉得任劳任怨是种美德。”

中国人的谴责永远只针对高层领导：下属总是无辜的。“文革”之后，他们正是凭借这样的方式克服了深重的罪恶感。这一阵跨越十年的恐怖之风，曾经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与乡镇，而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称为“四人帮”的四个恶魔。对于任何恐怖行为，没有哪个红卫兵被要求以个人名义负责——没人审判他们，而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叫嚷之外，我也从未听过任何人揭露他们的丑行。

在某些方面，香港和英国本土有点相似：它们都是由一堆海岛所组成，都存在移民和语言隔阂的问题，并且都有着森严的阶级制度。

对于任何一种旅行而言，都有充分的理由回过头去验证一番你此前的印象。或许你对那个地方的判断有点草率呢？又或许你去的时候正值一个不错的月份呢？或许是天气因素让你的回忆更加美好了？无论如何，旅行往往就是要抓住某个瞬间，而且它是一种个人体验。即使你我一同上路，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也不尽相同。我们对于旅行经历的描述会不一样。

那些夜晚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独自跋涉在雨中，扫视着各家的窗户，看人们熨衣服、做面条、贴大红春联，看他们在蒸汽腾腾的廉价馆子里喝酒狂欢，看厨子们杀鸡。在上海黑暗的夜色中，这种默默无闻的感觉很是美妙，没人能看清我的脸，但我却能清楚地听见一位母亲在斥责自己的孩子：“你到哪里去了？”